《草木春秋》读后感[合集5篇]

第一篇：《草木春秋》读后感

有谁曾料到，时隔两月，我重拾经典，再次捧起汪老的这部《草木春秋》。

您可能会问：“汪老，咱今天吃啥山珍海味？”别着急，汪老这位“文坛美食家”向来喜爱吃喝、玩乐。咱今天就在这玩乐尝人间百味，在美食中游大好河山。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山东名城——菏泽。说来惭愧，我作为一名山东汉子，竟对荷泽知之甚少。莫慌，有汪老带你游历荷泽。一进城，初日将进，杨柳春风，迎接远道而来客人的是一个千许亩牡丹，仿佛走进一场花的盛宴，蜜的海洋，阅着甜香气息，忧惚之间，有如梦回酒醒。汪老最喜那一朵浅白色的牧丹。他本人，也如这素净的白牡丹一般，清澈淡雅。

赏完这菏泽牡丹，再当一回绿林好汉——上梁山，在人们印象中，应该是不甚高大的。但梁山实则低矮而不雄伟，山势也不险恶，就连花甲之年的汪老，都可以一口气山顶而不觉有什么。汪老也发出了自己的质疑：这样一座山，能做出那样大的一番事业吗？”这个问题，我们不再深究，因为眼前的这一尾鳜鱼对汪老更具研究价值，在菏泽的两天多时间，我如和汪老一行餐餐都有鱼，梁山人对鱼文化的研究，连江老都不禁赞叹其“赞极精妙”。说到鱼，汪老又来劲了。关于鳜鱼的种种吃法，汪老自然是如数家珍，最出名的不过松鼠鳜鱼、臭鳜鱼、清蒸、糖醋等 他还诚心推荐了清汤鳜鱼。汪老把自己贪吃的本性在字里行间中显露无遗，直言不讳。

宿梁山之第二日，我与汪老起身。欲离开，破晓时分，一场倾盆大雨开始了独奏。我看向身旁的汪老，他客光焕发，眼里开始闪烁着一些东西，“山东今年是个好年景。”他说道。

第二篇：《草木春秋》读后感

【篇一：《草木春秋》读后感】

最近读了一本书，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集《草木春秋》。闭目凝神，思索良久，这些读起来让人快乐的散文使我收获了什么，最后却是无疾而终，我想，至少是快乐、兴味和美。几个月过去了，汪老的文字似乎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它就像一把挟带着清水的软刷，微波汹涌中慢慢地冲刷着我的思想，净化着心灵的陈垢，甚至“怂恿”着我有一股冲动想要前往文中那些令人神往的地方，再去信步品评一番。

比起诗歌和小说，散文这种题材，是我在过去的阅读中很少涉猎的。散文的文字，自由，空灵。虽不如小说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也不及诗歌意蕴深远，但经汪老的墨毫闲情挥洒，却让我读得像品茶一般，清香悠远，爱不释手。《草木春秋》处处洋溢着各种快乐和趣味，甚至连描写文革时期生活的作品汪老也能从阴郁的苦涩中挤出丝丝的甜味来，确实值得一读。

《草木春秋》里，有写草木虫鱼，如《花园》、《葡萄月令》、《草木春秋》；有写家国春秋，如《国子监》、《跑警报》；有写各地美食，像《故乡的食物》、《手把羊肉》；也有写旅途景色，如《天山行色》、《泰山片石》；还有作者的一些人物记事、对写作的理论探讨搜罗其中，《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谈风格》如是。内容庞杂，目不暇接。据编撰者汪朝（汪曾祺的二女儿）在后记中解释，是为摆脱“一碟子腌白菜”的老路数，把一些用得不多的作品也放进去，以求有点新意。但尽管如此，散文集的“神”还是没有被打“散”，依旧是草木矣，春秋矣。汪老用高雅的生活情趣，刻写了不朽的草木传说。草木与春秋，在文里，如浮藻般，布满了眼球，可当我们定睛一探时，却品出了它们根的去处，那就是本质的回归——生活，且乐活。

【篇二：《草木春秋》读后感】

读故乡作家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倍感亲切。《草木春秋》就是这样一篇令人倍感亲切的百读不厌的好文章。

《草木春秋》由六篇短文组成。它们是《木芙蓉》、《车前子》、《阿格头子灰背青》、《南瓜子豆腐和皂角仁甜菜》以及《紫穗槐》、《花和金鱼》。可分为两组．前四篇为第一组，是作者赴外地所见所感。后两篇为第二组．是作者在北京所见所感。()

先谈第一组。首先我们很钦佩作者知识渊博和观察细致。例如论草木．作者不仅了解它的习性、花期、颜色，而且还了解它的用途以及有关的闲闻轶事，后者往往是在有关书籍中找不到现成材料的。这里将人与植物联系起来，非亲耳所闻，断难有别的途径获取材料。再说作者的观察。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说：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首先是一位观察者，而观察的第一个特质，就是要有一双好眼睛”例如汪曾祺写木芙蓉：“芙蓉有一特别处，红白相间。初开白色，渐渐一边变红，终至整个的花都是桃红的。花期长，掩映于手掌大的浓绿的叶丛中，欣然有生意。这简直是介绍了芙蓉的生长史。再如，作者介绍在云南腾冲吃的南瓜子豆腐，它“滑、嫩、鲜，色白而微微带点浅绿，入口清香。”“色白而微微带点浅绿”是一般人不大注意到的，这是作者细心观察后独特的发现。

古人说，窥一斑而知全豹。我们读了《草木春秋》这篇散文就知道汪曾祺先生的文章立意深邃，构思精巧，文采斐然，结尾出人意料。俗话说，文章一分钟，文外十年功。汪先生的文章有时虽短，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却令读者由衷的敬佩。我喜欢汪先生的文章。

【篇三：读《草木春秋》有感】

读完汪老的《草木春秋》，我觉得自己太渺小了，就像沧海中的一撷浪花，大漠中的一粒沙石，宇宙中的一株草木。汪老的见识太广博了，人际关系太融洽了。

那泛黄的书页，古朴的气息，规整的文字，质朴的语言，无一不流淌着汪老数年来的智慧结晶。封面上一株草延伸沃野，纵横千里，把我的思绪无尽牵连。这一切都深深吸引着我的灵魂，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细细品味其中的语言，理解其中的深刻寓意。

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汪老的《遥寄爱荷华——怀念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他们之间有着浓厚的感情，也蕴含了对祖国的思念。汪老与安格尔虽然语言不通，国籍不同，却有着情感的交集，举手投足间洋溢着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共鸣。聂华苓的温柔与周到，安格尔的天真与善良，以及做客聂华苓家的作家的质朴与诙谐，都————其次，是汪老讲述的《故乡的食物》，简直让我垂涎三尺，恨不得马上穿越到汪老的时代，品味汪老家乡的美味，领略一下汪老家乡的美景，顺便目睹一下文化大革命的残酷与无情，好让我进一步了解历史，感悟历史。

汪老以“草木春秋”为题，乍一看，好像是写的植物的变迁。但是，如果你细细琢磨一下，会发觉，写的肯定不止是植物，还有人世的生老病死，社会的更替，以及历史的。

今天，仍是草木变更的年代，春秋更迭的世纪；与昨日相比，今天，早已物是人非。面对全球变暖的趋势，回溯今年的大雪事件：日本大桥被三米高的大雪拦腰压断，欧洲各国频频告急，渤海冰面持续冻结，航班、渔船纷纷停运——-这一切，比起汪老的时代，地球早已不堪重负，各种灾难接踵而至，可怜的人们，终究是自作自受，我惆怅。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草木春秋的年代，一去不复返。比起汪老的时代，也只是没有了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与干扰，有了富裕的生活，失去的却是永远也换不回来的珍稀草木和没有隔阂的人际交往，我失落。

说实话，我非常向往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的生活，没有喧嚣，没有纷乱，只有夫妻的恩爱与理解，朋友的真挚与融洽，以及老房子的惜惜相伴。感谢汪老的作品——《草木春秋》，给了我灵魂的洗礼，精神的浇灌，视觉的冲击。

【篇四：读《草木春秋》有感】

最近读了一本书，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集《草木春秋》。闭目凝神，思索良久，这些读起来让人快乐的散文使我收获了什么，最后却是无疾而终，我想，至少是快乐、兴味和美。几个月过去了，汪老的文字似乎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它就像一把挟带着清水的软刷，微波汹涌中慢慢地冲刷着我的思想，净化着心灵的陈垢，甚至“怂恿”着我有一股冲动想要前往文中那些令人神往的地方，再去信步品评一番。

比起诗歌和小说，散文这种题材，是我在过去的阅读中很少涉猎的。散文的文字，自由，空灵。虽不如小说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也不及诗歌意蕴深远，但经汪老的墨毫闲情挥洒，却让我读得像品茶一般，清香悠远，爱不释手。《草木春秋》处处洋溢着各种快乐和趣味，甚至连描写文革时期生活的作品汪老也能从阴郁的苦涩中挤出丝丝的甜味来，确实值得一读。

《草木春秋》里，有写草木虫鱼，如《花园》、《葡萄月令》、《草木春秋》；有写家国春秋，如《国子监》、《跑警报》；有写各地美食，像《故乡的食物》、《手把羊肉》；也有写旅途景色，如《天山行色》、《泰山片石》；还有作者的一些人物记事、对写作的理论探讨搜罗其中，《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谈风格》如是。内容庞杂，目不暇接。据编撰者汪朝（汪曾祺的二女儿）在后记中解释，是为摆脱“一碟子腌白菜”的老路数，把一些用得不多的作品也放进去，以求有点新意。但尽管如此，散文集的“神”还是没有被打“散”，依旧是草木矣，春秋矣。汪老用高雅的生活情趣，刻写了不朽的草木传说。草木与春秋，在文里，如浮藻般，布满了眼球，可当我们定睛一探时，却品出了它们根的去处，那就是本质的回归——生活，且乐活。

少年游园——最初最纯粹的快乐

《花园》是汪曾祺早期的作品。汪老童年时期家里的那座小花园，不逊于鲁迅笔下的百草园。红色的菖蒲，籽儿带着钩的臭芝麻，被表姐姐们插在头发里的桃花、梨花，冰心腊梅，还有那叫声好听的“都溜”，有教养惜身份的天牛“绅士”，通身铁色的“鬼蜻蜓”，着急着找洞穴的土蜂……构成了孩童世界里多彩的乐园。我满心好奇跟着作者的笔触，被他这童年的快乐甘心情愿地感染着。到现在还在探究：他说的那种软软的鼻涕虫，为什么被堂弟在身上撒一把盐之后，立刻就会化成了一滩水？写得是不是有点像神话了？还有那只长相愚笨出去采蜜的土蜂，它在泥地上掘的洞巢被“我”恶作剧封掉，怎么急急忙忙地围在洞口附近大找一气的？最后找到他原来的家了吗？还是干脆住进旁边那个“我”造假的洞里了？这些就不得而知了。写这篇散文时，作者刚从西南联大毕业，25岁，正值风华正茂，求学路上得遇良师（沈从文），尚未经历生活磨难。所以，在回忆童年的花园时，我们可以感受到人在孩提时代看待自然界的草木、虫鱼、鸟兽的那种简单、纯粹的快乐，我们的心也回到了最初的纯净。那时孩子花园中的草木，就是整个春秋。

晚年忆秋——笑谈“逃生”的快乐

散文《跑警报》是汪老在1984年创作的，此时他已年过花甲。经历了被错划为“右派”的十年浩劫，经历了下放，经历了小说《受戒》、《异秉》的巨大成功，俯仰一世，沉浮之间，给《跑警报》平添了一份“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淡定从容。“跑警报”其实就是“逃生”，但正如文题一样，汪老选择用“跑”警报，而不用当时其它叫法“躲”警报、“逃”警报，就可以拿捏出作者的安闲态度。再通观全篇，全没有“警报”二字带来的危机紧张感，反倒娓娓道来，把预行警报、拉空袭警报、紧急警报像话平常家事般介绍给读者，这种叙述方式本身反差得有趣。比如在谈到跑警报时，汪老给我们介绍联大的学生就很有意思：“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据我所知，就有两人，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旁神色不动地搅合他的冰糖莲子。”文章末尾还说日本的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我们这个民族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为了反映“不在乎”，作《跑警报》。”轻松的语言，带着调侃，带着挖苦，不禁让读者即使沉浸在被侵略的国仇家恨的阴霾中，也能展现一丝苦笑。阅读的时候，我不禁暗想，怎样不屈的乐活性格和民族骄傲，才能奉献出如此达观的文字？阅读的享受中，我仿佛置身事外，内心的杂质已被席卷干净了。

暮年看世——返璞归真的快乐

《随遇而安》和《草木春秋》均为汪老先生迟暮之年所作。生命之歌虽近尾声，但这位“快乐的老头”的乐活的本性、率真的品格却在他的作品中完美显现。“文革”是汪老那一代人心灵最深的伤疤，很多的不愿触及，汪老也不例外。散文《随遇而安》，就反映了他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那段日子。在那个人性极度扭曲的年代里，汪老回忆起来，也是“别有一番滋味”。那时他被下发到张家口的一个农业研究所，奉命画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说：“在马铃薯研究站画谱图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堆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这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读到这里，我想了很多，如果换了是我，尊严受到践踏还要天天在艰苦的条件下面对枯燥重复的工作，也许不会有他那样“苦中作乐”的胸襟与气度。倒有些庆幸自己生长在二十一世纪了。

不过，乐观豁达不代表汪老没有脾气、没有立场。在《草木春秋》中，当他将“木芙蓉”、“南瓜子豆腐”和“皂角仁甜菜”、“车前子”等植物、吃食向读者细细道来时，在“紫穗槐”、“阿格头子灰背青”、“花和金鱼”三个小节里，都表达了对“文革”愤怒。特别是在提及因为喜爱养花和金鱼就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茶叶店掌柜的经历时，这位作家难抑愤怒。是啊，眼睁睁看着不人道的滥刑和生命的凋零，谁不会动容呢？所以，不管岁月之河流到哪里，也不管现在是否已经行将就木，生命的伤疤依然还在这位老人的心里久久地存活。只是在他的讲述中，多了些欢笑分享予人，淡了那一丝的苦味，至于生命里那一声叹息，还是让它徜徉在草木里，随风去吧！朗朗乾坤，日月如恒，再看草木，依旧是草木，再品春秋，还是春秋。又可以像童年时期一样游走在花园里了……

合上书，看着扉页上的老人，咀嚼着他的往事，我忽然间觉得自己幸福了许多，当然，也差他许多。

第三篇：读汪曾祺《草木春秋》有感

读汪曾祺《草木春秋》有感

细细品味一本名著后，想必你有不少可以分享的东西，这时就有必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我们如何去写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读汪曾祺《草木春秋》有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本应倾心于灯火烂漫的悠扬诗歌中，但我却对汪曾祺那纯朴真诚的散文产生了莫名的心动。

起初，汪曾祺先生的文字让我的睡意逐渐控制了我的意识，不觉得沉重的眼皮遮住了我的视线。醒来，惊讶，竟看到一位老翁坐在床边给我讲过去的往事，回忆的味道，纸张的味道，文字的味道，让我在半睡半醒中恋上了这些朴实淡雅的文字。

《草木春秋》中收录了《端午的鸭蛋》，这篇与《炒米和焦屑》、《咸菜茨菰汤》等六篇组成了《故乡的食物》这篇散文，就本人来讲，我比较注重美食所以借到这本书看的第一篇就是《故乡的食物》，但或许是年代久远吧，那些食物我连听也没听过，或许是没有亲自尝过那些美食，或许是没有那浓浓的对家乡的思念吧，最初记忆中的味道总那么值得回味，我对那些美食没有那么垂涎欲滴，不过汪曾祺的描述总让我的脑子里对那些美食充满想象，如果有机会也要好好品尝一番。

接下来看的几篇也是关于美食的，看到《萝卜》中的那首顺口溜我不禁觉得与三字经有一些联系，有趣十分呢：人之初/鼻涕托/油炒饭/拌萝菠，意思是故乡的拌杨花萝卜是那里流行的美食。原来只知道汪曾祺是一名杰出的作家，看完《萝卜》更觉得他是一名优秀的厨师美食家。：“有一位台湾女作家来北京，要我亲自做一顿饭请她吃，其中一个就是烧小萝卜。她吃了赞不绝口。”可惜我晚生了那么几年不然真的要去亲口尝尝那“玉兔火烧海灵宫”。在汪曾祺的笔下萝卜俨然已经不是那个萝卜，早已变成了山珍。

然后目录中的'《国子监》映入我的眼帘，我们家就国子监街的一个胡同中，在那个胡同里我已经生活了10几年了，所以特别好奇汪曾祺笔下的国子监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国子监经过了大修，若是在前几年国子监的模样还与汪老师描述的相差甚微，只是平添了一点岁月的痕迹罢了。但现在那里已经灌输了太浓的现代气息。那里经过了很大规模的修整，首都图书馆为了更好的保护国子监古迹所以从这里迁走了，那些曾经掉皮的墙壁都被涂上崭新的现代红漆，模糊不清的壁画都被如机器印刷上去一般呆板的鲜亮壁画所覆盖。看到国家那么重视文明古迹我心里应该是高兴地，但看到这些我真不知道是该喜还是悲，幸好他们保留了大殿内部的壁画，如果连这个也被覆盖那还不如在盖一间现代大殿呢？没准过几百年，那里也会变成一处古迹？如果汪先生看到又会有什么感想呢？

听几乎所有导游只介绍国子监的光辉历史，我心生疑问难道国子监就只留下美名吗？看过这篇文章我才知道原来国子监一直引以自豪的学风之严，竟是一种残酷的束缚。严格的管理在封建社会制度大环境下这种管理就意味着残忍，但在这种残酷的管理下这里出来的人才并不多。“在《戴斗夜谈》中，北京人竟已把国子监打入“十可笑”之列”，实在是跟他的管理严格程度与所出人才数量成反比颇有联系。一直都以为买卖文凭是近几年才“出现流行”起来的，没想到是与古人效仿。但古代监生的人是允许购买大学毕业证书的，而现代那就违反了法律了。书上也写了一些关于国子监里大大小小的官员，不禁让我感叹“无官不贪”呀！光凭那点微薄的俸禄根本就不能让他们过上他们想要的荣华富贵的生活，就连一个小小的刷印匠每月都可以有十两的油水可吃，这也许当时社会环境有关吧，但是当今社会有何尝不是如此？

合上这本《草木春秋》，总有一种感觉汪老先生就在我的旁边，如同给一个小孩子讲故事一般和蔼慈祥，在宁静的夜晚听着您的故事我渐渐进入梦境……

第四篇：《人间草木》读后感

走进自己的人群里（读《人间草木》）

首先要阐述的应该是孤独和寂寞吧。

孤独受力于外界，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寂寞受力于内在，受内心思绪的影响。外界的因素使得你孤独，而内在情绪的变化让你寂寞，孤独像是你徘徊的无边的原野，是你周遭的环境，寂寞则像是内心深处难以见光的黑洞，这正如孤独和寂寞的特质：一个是可见的，一个是不可见的；一个是固体的，在人群中扔出去掷地有声，且会引起共鸣，一个是气体的，在人群中，人们不认真觉察，难以感受。

1807年，当马礼逊告别熟悉的故土——英国来到陌生的国度——中国时，这位不懂汉语的传教士面临了巨大的孤独，在200年后的今天，拂开历史的尘埃，我仿佛依旧能感受到他的孤独。那时候来中国的外国人，与其说大都是唯利是图的商人，不如说是梦想着用鸦片换白银的海盗，此时作为传教士的马礼逊在他们之中显得不合时宜，而马礼逊在离开故土的时候，仿佛已经感受到未来的巨大孤独，“我哭得很厉害。”那是启程后的第一个夜晚，马礼逊在日记写到。

马礼逊的孤独在于他是一个传教士，他是有信仰的，他的信仰使得他不能同更多的外国人（相对中国来说）一样满足于白银的刺激，在广州的日子里，他请当地人教汉语，只有学会汉语，他才能更好的实现自己的传教的目的，虽然马

礼逊没有成功的达到传教的目的，可他在华25年，在许多方面都有首创之功。他在中国境内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使基督教经典得以完整地介绍到中国；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成为以后汉英字典编撰之圭臬；他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为第一份中文月刊，在中国报刊发展史上位居首尊；他开办“英华书院”，开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之先河；他又和东印度公司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馆，首创医药传教的方式。马礼逊所开创的译经、编字典、办刊物、设学校、开医馆、印刷出版等事业，使其成为开创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

可以说，在孤独中，他完成了那个时代别人意想不到的事，贡献巨大。

对于马礼逊，或许，孤独的环境只是一个开始，当周边的环境急促的压抑着他时，他找到了新的出口。

人的一生，总会有孤独，回首过去，孤独的日子很多，也常常能找到一些朋友相聚，来驱赶孤独，但在相聚中年华消耗，总有“马齿徒增，依然故我”的哀然，孤独的感觉能让人感知和觉察，而由孤独到内心的哀然，再到寂寞的时候，就不能被人感知和觉察了。有时候会在寂寞的时候，快马加鞭，追赶逝去的年华。

孤独的人渴望热闹，而盛大狂欢式的热闹之后留给孤独者的却是无以复加的寂寞。当你徘徊在原野，人群到来的时

候，你看不清周遭的情形，只有当人群散开，才有能力去思考前边的道路，才有能力去前行。如此，要想有力的前行，孤独是常事。

“生活在信仰中，就不会孤独，可是，孤独是无边的。”孤独无边不可战胜，而信仰终究不能舍弃，信仰犹如内心深处的井，孤独的时候，尽可以去挖凿这口井，以便在寂寞的时候，倾听从这口井中汩汩流出的泉水。

“尘世的荣耀，不过如此”，正如马礼逊所说，对热闹的追逐是为了破除孤独的困境，但热闹终归是尘世的圈套，狂欢之后依旧是个体的落寞，对生活的繁华保持警惕，高举着信仰，走进自己的人群里，走进那些被时光沉寂的大师身边，那里有哲学家、思想家、诗人、作家……在那里，他们正在给你挖掘心中的井，在那里，可以听见大师们正在窃窃私语，我们也会获得想要的东西。

经过了浮华的烟云之后，是时候了，做该做的事情，走进自己的人群。

第五篇：《春秋》读后感

《春秋》读后感

孔子作《春秋》，提出了“内诸夏，外夷狄”的观点，并且该观点在何休等公羊家的理解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夷夏理论。该理论作为儒家的经典文化一直流传至今，而且在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当华夏民族受到外族侵略时，夷夏理论激励了华夏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推动他们积极进行反侵略斗争，捍卫祖国。然而，夷夏之辨作为该理论的精髓，却有着深刻的内涵。

夷夏之辨，是区分诸夏与夷狄的一套理论。古代华夏族群居于中原，为文明中心，而周边则较落后，因此逐渐产生了以文明礼义为标准进行人群分辨的观念。春秋时期，周王室和它的诸侯国，通称诸夏，而周边的少数民族，如楚国、吴国等，则被称为夷狄。随着诸夏与夷狄的不断碰撞与交融，夷夏关系也在发生着一系列变化。

夷夏之辨的最基本一层含义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内”与“外”，分别是“联合、统一、同化”和“摒斥、分裂、异化”的意思。这是《春秋》公羊学精义之一，这体现了夷夏之间的张力。春秋时期，是四夷交侵、诸夏纷争的时代，为此孔子竭力要维护诸夏之团结以抵御夷狄。提倡“尊王攘夷”的霸业，这也是当时的时代精神。比如孔子尽管认为“管仲之器小哉”，还认为他“不俭”，“不知礼”，但由于他能够“一匡天下”、“九合诸侯”以维护诸夏的团结，抵御夷狄的侵扰而给予崇高的评价：“微管仲，吾其被发左枉矣。”究其原因，是他维护诸夏团结与中国稳定。

然而，夷夏之辨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孔子的“夷夏之辨”，全在礼义而不在血缘、种族或政治。即如果夷狄守礼义，则进位诸夏，反之，如果诸夏不守礼乐制度，则贬为夷狄。即诸夏与夷狄的的区分标准，不是种族血统，而是礼义文明。礼义体现了文明的程度，是人类进化的标志，而血缘、种族仅仅只有生物学的意义，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懂礼义。事实上，由于华夏民族众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民族之间不断交融。孔子正处于中华民族的形成期，他的“异内外”的先进思想，是为夷狄最终进为中国，融入中华民族作理论上的铺垫。所谓人不分东西南北，只要认同共同的文化，则是中华民族一员。这一理论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来说，具有伟大的奠基意义。

孔子曾把吴、越、楚等称为“夷狄”。但他们在血缘关系上与诸夏之国完全相同，只是由于他们交侵诸夏，不遵守西周的礼乐制度，因此孔子“夷狄之”。但到了后来，有的夷狄在行为上发生变化，转而重周礼而尊王室，则“中国之”。如定公四年“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这里对吴称“子”，是因为“吴信中国而攘夷狄”。即吴帮助蔡侯打击楚人的柏举之战中，伸张诸夏之正义，打击夷狄。而在昭公二十三年秋七月的鸡父之战，《春秋》曰：“ 戊辰，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这是既贬吴，又贬被伐诸国的笔法。为什么不写“吴及顿、胡、沈、蔡、陈、许之师战于鸡父，顿、胡、沈、蔡、陈、许之师败绩。”因为这样，吴便成为中国的主人了。那么，又为什么不写“顿、胡、沈、蔡、陈、许之师及吴战于鸡父”呢？这又因为，陈、蔡等国不尊王，不守礼，有似夷狄，所以经文又不让原为诸夏的陈、蔡等国成为中国的主人。公羊家还直言“中国亦新夷狄也”，从而极好地体现了公羊家“以《春

秋》当新王”的观点。还有，周是灭了商才得以建立，而宋国为商的后人，由于宋国始终行诸夏之礼，故一直为诸夏成员。这又表明，“夷夏”又不以政治立场划线。

秦汉以后，夷狄不断入主中原，夷狄的“中国之”日益推进，中华民族日益壮大，显示了中华文化的巨大生命力与兼容性。中华文化的力量，反映在中华民族内部：虽然常呈现出“合久必分”的局面，但分裂始终只是政权的对立或军事的割据，而文化本身则从未分裂，这就是中国历史始终呈现“分久必合”的大趋势的原因。中华文化的力量，也反映在中华民族的外部：世界上其他文化，一旦与中华文化接触或撞击，中华文化均能兼容、融化为自己的一部分，从而同化外部文化并壮大发展自身，而自己决不被异类文化所消亡。可以这样认为，如此强大的文化诞生于《春秋》中“异内外”思想。

所以，夷夏之辨，在我看来，就是野蛮与文明之辨。所以韩愈曾指出：“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愈该说法也指明了“夷夏之辨”的实质。